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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敏硕:融合与抗拒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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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有的当代建筑和城市属性
    记者:可否与我们分享您个人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曹敏硕:前三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硕士课程,随后三年就职于波尔谢克和合伙人建筑事务所(现在的Ennead),继而搬往荷兰鹿特丹,在OMA工作了三年。在其后五年,我又回到纽约,并和我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相识詹姆斯•斯莱德共同创办了曹•斯雷德建筑事务所(Cho Slade Architecture)。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以及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OMA的经历对我至关重要,因为对我来说,这两个地方都是新的建筑思潮和非凡的建筑群体的聚集中心。14年的海外经历对我于10年前在首尔创办自己的Mass Studies建筑事务所产生了积极影响,使我对多种多样的风土人情、地域风貌都有所了解。对此,我感到十分幸运。
    记者:一旦建筑师知名度提高,便会有很大的标榜意识——标榜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其他,那么您有所谓的标榜意识么?
    曹敏硕:无论名气大小,建筑师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建筑定义一种集体意识。无论是对待家庭住宅还是国家文化建筑都应如此。21世纪全球化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境界,我认为我们建造2010上海世博会韩国馆的初衷并不是简单地标榜大韩民族本身,而是出于对能否在这一背景下定义一种相对年轻的现代民族和以国家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感的好奇。因此最终我们使用了苍穹下的城市空间这一韩国主题,将其称之为“集体起居室”,半封闭半开放,充当一个倒置的物体,大型的标志性中空空间,用于举办需要长时间等候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在城市和现代化文脉下展现韩国集体认同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更加接近现实,而不是像其他此类建筑一样,竭力追求代表性或是对儒家传统的缅怀。
    记者:您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一种出自韩国建筑师之手的感觉,但在您自己的国家很受欢迎,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曹敏硕:在建筑中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体现韩国特色。但是,我们总是在思考什么才是为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所特有的当代建筑和城市属性。尽管就这一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我知道某些特质是一定存在的,为此,我会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进一步探寻。
    因此我们的作品中没有特别明显的韩国痕迹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原因之一是现代建筑的实质属于西方语言范畴;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韩国现代建筑还处于初期阶段,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具备高辨识度还需要一段时间。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一个例外,经过几代的发展,其现代建筑被认为拥有清晰可辨的“品牌标签”。从18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就已经积极主动地投入现代建筑的发展中。而现在,韩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却还在奋力挣扎。好消息是韩国是一个对于建筑有高需求的国家,因此我希望数量方面的优势可以引发质量方面的飞跃,就如同过去几年中韩国其他文化产物如电影和艺术的发展一样。将来建筑将朝多样化方向发展,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形式。鉴于韩国现在已经是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全球之最,因此将来的建筑将逐渐脱离乡村性,城市性将更加明显。

(图:2010年上海世博会韩国馆)

    记者:您觉得中韩建筑以及中韩建筑师的差异性在哪些方面比较凸显?您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建筑行业?对于今后与中国的合作又有哪些方面的期待?
    曹敏硕: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有若干次和中国合作交流的机会。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只完成了世博会韩国馆建筑;而位于杭州的12家住宅目前正在施工中。
中韩两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一脉相承。因此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忧虑我也感同身受。但不容置疑的是双方在国家尺度和经济现状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若干年轻、自信的建筑从业者令我动容,他们勇敢严肃地应对大型项目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是无法实现的。同时,中国的几个电影导演式建筑师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拒绝大型项目带来的无限良机,反而将独特的敏感度和精准度集中于小型的预算紧张的文化项目中。我本人对这两个领域都跃跃欲试,就如同在韩国经营一家有多重矛盾身份特征的事务所,既融入又抗拒社会。某些中国事务所也具备这种 “精神分裂”式的野心,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十分开心。我真心认为这些拥有多重兴趣和形态的公司或事务所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模式,利用天时地利的优势,值得我们共同追求。

    发掘社会和文化潜力
    记者: Mass Studies最本质的核心是什么?您个人最擅长什么尺度的建筑设计和空间组合?
    曹敏硕: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擅长某种特定类型。这是一个不断进步变化的过程。说到Mass Studies的壮志雄心,我们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具体项目来发掘社会和文化潜力。我们为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不仅是丰富的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而且是新的建筑原则的有力拓展。或许这一目标听起来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能实现的,但类比围棋游戏中,高水平的选手不仅要进行短期的防守,而且会利用每一小步的积累最终创造一座“大宅”的常见例子,也就不足为奇。
    我认为类似首尔这样建筑活动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的地方,为我们通过开展实践来建构严密的建筑原则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而不必在单纯的理论建构和建筑建构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正处于这一演变过程中。从现代角度来说,首尔的建筑文化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换而言之,首尔的建筑文化还处于青年阶段。这也意味着我们还可以在不至铸成大错的情况下有所失误。
    记者:您在局限的空间内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设计手法来营造空间之间的更多可能性呢?此外,能否与我们共享一下您其他的同样有意思以及有市场的研究方向?
    曹敏硕:“矩阵研究”是针对还原多种处理空间垂直积累的方式的研究,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展开的有趣的研究过程。更加有意思的是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还包括纯粹设想中的形象。这些案例是建立在虚拟的条件之上的;但反过来,它们开始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课题。因此,我们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重要反馈。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发了超过十二项“矩阵”策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已经落成,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一部分,比如跳跃的矩阵2,是在若干年后在不同的环境下演变而成的升级版本。
    记者:您怎么看待垂直绿化以及其他生态因素在设计中的使用?
    曹敏硕:水平城市发展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向垂直状态转化,为此,我们付出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垂直绿化的应用就是由此而来的。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发现这些生态因素在建筑中的应用还具备社会因素,因为,不同于典型的建筑材料,这些需要一种社会系统去维持,具备强大的社会潜力。

    恰如其分的社会使命感
    记者:您认为建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您又是如何剖析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曹敏硕:当我开始设计一个新项目时,我首先会考察场地,并勾勒出为实现项目功能场地所需要具备的社会条件。由此可见,建筑的本质是一个沉默的媒介,它不会提供直接的信息。我深知建筑在空间环境中的存在会对人们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建筑都应该是“说教式”的,亦不可能是开启伟大想法的万能钥匙。大部分建筑应该是以一种恰如其分的社会使命感,通过理性地使用资源来完成任务。当然,如果通过我们的空间设计能够使日常生活迸发出非同一般的火花,那么这也是十分值得的。
    记者:在天津大学的演讲中您曾将现今的建筑师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各种关系比较了解的框架式或者说是关系式的(context)建筑师,一类是概念式的(concept)建筑师,您是基于什么样的现状得出的总结?
    曹敏硕:“关系式”和“概念式”这两个词语的定义事实上并不是截然相对的。然而,在全球建筑界都存在这种两极分化现象,而没有折中选项。“关系式”阵营对于反动问题十分小心谨慎,或者说甚至于充满怀旧情绪。其他的建筑师则十分勇敢,致力于创造形式,经常被称为是所谓的“标志性的”。当然,关系式和概念式建筑都是定义好建筑的重要元素。但是我认为当前的这种极端化的情况无论是受外界影响,还是内在演变的结果,都是对建筑师职责的简化。
    记者:您在您出生的国家和城市以及世界各地和著名景点处,所设计建造的永久性或者临时性的建筑物以及空间装置中,最心仪的是哪一个?
    曹敏硕:每个项目背后都有着精彩的故事。
在临时性装置中,环状圆顶以不同的版本出现过四次(纽约、北九州、米兰和横滨)。该项目非常有纪念价值,它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很小很单纯的构想,就是利用最简化的手段来实现最大化的效果;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最终的作品上,还包括建筑的社会影响力;项目的简单性使公众参与到建筑全过程中。此外,它还考虑到临时性建筑的“来生”,杜绝了浪费。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概念框架,应用于“基于时间的建筑”中。这一点在其他临时性建筑中同样适用,如世博会韩国馆。
    提到永久性建筑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们首个落成的项目像素之家住宅和近期完成的多姆空间大楼。尽管就尺度和功能而言,两者截然不同,一个是独栋住宅,另一个是公司的总部大楼,但双方的业主都对项目寄托有诸多乌托邦式的期待。
    像素之家住宅的业主在项目伊始就提出要求,尽管住宅很小(最终建筑面积为85㎡),但业主希望住宅建成后能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以使孩子们获得特别的成长记忆,而不像大多数韩国儿童一样,是在城市的公寓中长大成人。自从10年前搬到这里,家里的两个儿童目前已成长为青少年,并拥有独特的个性和艺术天赋。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我们的功劳,或许少之又少;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多姆空间大楼的业主做出了一个特别举措,决定将拥有1 500名员工的多姆门户网站的总部从首尔逐渐转移到偏远的济州岛。在迄今为止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350名员工转移到新建筑中。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与首尔大相径庭,激发了员工们的创造热情,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文化。对于这一发现我们十分兴奋,并会在将来把这一点发扬光大。

(图:多姆空间大楼)

    记者:您曾获得“国际高层建筑奖(International Highrise Award)”,您能否阐述一下当时的获奖情况?
    曹敏硕:首先准确的说,缺失的矩阵(精品摩纳哥)是最终进入决赛的5个作品之一;而两年后的束矩阵(S-Trenue)为我们赢得了优秀奖。
    在我看来,全球高层建筑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地标式”高层建筑,这一类型在西方比较常见;因为虽然高层建筑发源于西方,但真正的高层建筑物在西方国家却比较少见。这种类型的高层建筑意在成为城市中重要的新元素,如同彰显经济繁荣的战利品。另一种被我称之为“亚洲风格”的高层建筑,它是纯粹受市场需求和冷酷的资本主义逻辑推动的,或扮演着一种资产管理的形式,经常出现在密集的个性不甚鲜明的群体中,不追求建筑层面的重要性。这些十分“务实”的塔楼是快速发展的亚洲城市新气象的背景。在亚洲,高层建筑面临的问题最多,因为它代表了后人类、斯巴达式城市属性,只具备微乎其微的社会可能性。在缺失的矩阵之前,这一奖项曾由第一种类型的高层建筑获得,这背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的两个高层建筑来源于定义第二种亚洲高层建筑的条件。因此,这两个认可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因此它承认了我们为改善疲软的亚洲高层建筑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对高层建筑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不仅仅是在地区内新建几座特殊的塔楼。我们将继续为之努力。
    记者:您觉得什么才是衡量一栋成功建筑的标准?
    曹敏硕:世界各国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多样性文化的输入和输出使本土性不再鲜明。在区域联系和社会融合程度加剧的情况下,非物质性愈加明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物质空间相对。正如我所说的,我并不擅长预测未来建筑的发展方向,但或许我们需要恢复基本的生活状态,以便在虚拟化的时代里找到实际的栖息空间。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韩国建筑会是以一种什么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曹敏硕:尽管时代变迁,但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时,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与时俱进。依据努力程度的不同,适者生存。关于未来,我所能预见到的一个的变化是韩国年轻一代的影响力。或许从我们那个时代开始,韩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国外文化的洗礼。同时,他们的机会却逐渐减少,如同20世纪90年代日本后泡沫时代的情形。年轻一代在面对全球语境时会更加自信,但将不得不面对由文化和经济情况所引发的挑战,这些与前辈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